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,北京市人社局公布了一起劳动争议案件:某科技公司全面转向AI自动化数据采集,解散了传统数据采集部门,以“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”为由,解除了员工刘某的劳动合同。
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定:企业将正常技术迭代风险转嫁给劳动者,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。
此案真正令人深思之处,并非AI取代了一个岗位,而是它揭示了社保制度的根本问题:缴费始终与工资单挂钩。
企业用机器替代人力,工资总额减少,缴费基数随之萎缩;
劳动者被挤压至平台、零工、自雇领域,缴费链条因此断裂。

机器人是设备,人工智能是技术系统,它们都不属于民事劳动者范畴,自然无法“缴纳社保”。
科技互联网专家张栋伟指出,所谓“机器人交社保”,实质是在问:“机器替代人力所节省的成本,是否应有一部分回流至社保体系?”
这并非为机器人开设账户,而是确保技术替代的代价,不能仅由被替代者和财政独自承担。
中国现代社保制度,最初是国企改革的配套措施。其目标很务实:企业不再包办社会事务,个人不再依附于单位。
社保是市场经济的安全网,但这张网的编织材料,始终是劳动关系和工资单。
职工养老保险实行统账结合,但当期平衡高度依赖工资单上的缴费流。企业按工资总额缴纳16%,个人缴纳8%,资金从工资条扣除,汇入基金池。
这一制度成立的前提只有三条:缴费人数充足、工资总额庞大、缴费链条连续。
任何一条缺失,基金池就会趋紧。

2025年全国社保基金预算收入为12.6万亿元,其中财政补贴约2.9万亿元,占比约23%;当年仍保持收大于支。
然而,这一缴费结构已值得警惕:财政补贴的增速明显快于保险费收入的增速。
更棘手的问题在于缴费链条的另一端。全国灵活就业人员约3.2亿,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仅约7000万,参保率不足三成;已参保者中,约38%中途断缴。
这并非小缺口,而是费基在持续流失。
因此,社保费基被侵蚀,未必首先表现为“机器人抢占岗位”。
更普遍的现象是:就业依然存在,但缴费关系从连续变为断续,从单位缴纳变为个人全额承担,甚至直接断缴。
失业率无法体现这一部分,但基金收入却能察觉。
社保与工资单挂钩的传统模式,已面临瓶颈。
有朋友提出了一个极端的比喻,质疑为何不问蒸汽机或汽车是否需要缴纳社保。
要比较技术冲击对社保的影响,必须选择社保制度已存在的时代。
蒸汽机和汽车普及时期,现代社保制度尚未建立,不存在可比的“缴费—领取”链条,因此这种硬性类比毫无意义。
真正可参照的,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时代:社保已存在,技术同样替代岗位、创造岗位,同时也留下了平台用工和灵活就业缴费断档的遗留问题。
张栋伟作为自1995年起便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士,亲历了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过程,并总结出两点经验。
第一,技术替代并未整体击垮社保费基。
打字员、接线员、传统零售岗位消失了,但IT、电商、平台经济催生了新岗位,城镇化和参保扩面同步推进,费基总体仍在扩张。
第二,它留下了一个未解决的尾巴:平台用工和灵活就业缴费断档。
外卖骑手、网约车司机、自由职业者,大量处于“有收入、无稳定缴费”的状态。如今灵活就业参保不足三成、断缴率达38%,正是这条尾巴的体现。
AI和机器人可能同时放大这两条线。
第一条,替代集中在标准化、可编码、工资总额占比高的岗位。
客服话术、工单录入、标准问答,大模型已能胜任;仓储分拣、末端配送,移动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正在渗透。
而这些岗位恰恰是社保费基的中坚力量:工资总额可观,参保相对规范,缴费链条较为连续。
第二条,被替代者未必“失业”,更可能“低缴费/断缴”。
计算机和互联网时代已证明,就业总量未崩溃,但缴费链条在个体层面仍可断裂。
当前AI替代发生在高价值的白领岗位,若替代率进一步扩展至中低技能白领和蓝领,这条断链将从平台外围向正规就业核心扩散。
因此,在张栋伟看来,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替代改变的不仅是就业数量,更是就业的缴费质量。
费基收缩发生在参保结构内部,而非简单地体现在就业总量上。
计算机和互联网时代总体守住了费基,但未能解决断档问题;AI需要回答的是,它是否会将这一遗留问题转变为核心问题。
企业计算小账,机器替代人力节省成本;
社会需要计算大账,节省的成本中必须有一部分回流至社保。
“机器人交社保”一旦落实到政策层面,最容易想到的是“机器人税”。
这一概念并不新颖,也未形成共识。2017年欧洲议会曾讨论赋予机器人法律人格并对所有者征税,但提案被否决。韩国2018年将大型企业自动化投资税收抵免从7%降至3%,被外界称为“准机器人税”;有研究指出,此后韩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相比日本有所下降。
目前,尚无国家正式立法征收狭义“机器人税”。
这个话题并非不可讨论,但不应只盯着物理机器人。
对机器人征税,定义困难:什么算机器人?软件自动化是否算在内?
此外,还可能产生重复征税:企业购买和使用设备已缴纳过增值税、所得税。

1、更可行的做法,或许是聚焦于“机器替代人力所节省的社会成本”,建立补偿渠道。
2026年两会已有代表建议设立“技术转型专项基金”,为被替代行业和企业员工提供转岗补贴、安置补助、再就业奖励,并对高度自动化、大量替代人力的企业适度调节税负。
这比窄税基的“机器人税”更贴近中国的政策语境。
2、确保灵活就业缴费链条不再断裂。
关键不在于喊“扩面”,而是降低门槛、允许灵活缴费。
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,通常按社平工资的20%全额个人承担,进入个人账户的仅8%,在大中城市,一年缴费负担普遍超过一万元。
负担若不实质性降低,扩面只会变成“扩而不断缴难”。
计算机和互联网时代留下的断档遗产,这一轮技术替代必须优先弥补,不能再拖延。
3、存量补充与流量重建并行推进。
国资划转充实社保基金已实施多年,旨在解决历史欠账和存量缺口。
自动化收益反哺需解决流量问题:价值创造从劳动转向资本、数据和技术,社保费基也必须跟随结构变化。
通过宽税基将自动化增量收益部分引入社保,比新设一个针对“机器人”的窄税种更为可靠。
机器人不会缴纳社保。但机器替代人力所节省的成本,不能全部转化为企业纯利润;
社会安全网的资金,必须从新的生产方式中重新获取。
第一,机器人不是缴费主体,但自动化替代的社会成本,不能全由被替代劳动者和财政补贴承担。
2025年财政补贴已占社保基金预算收入约23%,补贴能争取时间,却无法替代费基建设。
第二,社保筹资应从“工资单依赖”转向“多元费基”。
制度内赡养比下行、灵活就业参保不足三成、断缴率达38%,都指向同一件事:工资单作为唯一锚点,其稳定性正在下降。
计算机和互联网时代守住了费基,却留下了平台用工断档;若AI推进至正规就业核心,这一遗产将演变为核心问题。
第三,短期内最可行的起点并非“机器人税”,而是三条并行路径:对机器替代人力的社会成本建立补偿机制;实质性降低灵活就业缴费门槛,让“不断缴”优先于“扩面”;通过宽税基将自动化增量收益部分引入社保筹资。
让费基跟随价值创造流动,而非死守工资条。
让技术替代的收益与代价,重新对齐至同一份社会契约上。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张栋伟”,作者:张栋伟,36氪经授权发布。